心力衰竭（心衰）是全球唯一呈增长趋势的心脏疾病，全球心衰患病率仍在持续增长，全球目前超过万心衰患者。随着中国进入老龄化时代，心衰患病率和数量继续增加，预估中国心衰人口超过万。
由于近20年来，治疗心衰的药物靶点无重大进展，无法逆转心肌重构，终末期心衰死亡率仍居高不下。因此外科治疗是未来心脏衰竭的“主战场”。
在福建医院陈良万教授、医院刘盛教授、华中医院董念国教授、医院*劲松教授、天津医院刘志刚教授和医院宋云虎教授联合讲者共同主持和讨论该领域的国内外治疗现状、存在问题和未来发展趋势。
国家心血管病中心医院的胡盛寿院士进行了题为“中国人工心脏面临的机遇和挑战”的演讲。
他指出，我国人工心脏临床应用近两年来取的重大突破，医院率先开展了中国第一个植入式人工心脏临床试验，以及开展了中国第一个具有独立自主知识产权的完全磁悬浮心室辅助装置CH-VAD的临床应用和临床试验，目前已完成两种装置共41例患者的植入手术，最长携带装置已经生存超过40个月，未来在心衰外科领域前景广阔。
但我国面临的挑战包括：心脏衰竭外科治疗研究领域仍比较薄弱，装置类型和机理需要深入研究以及临床应用规范化等问题。
来自克利夫兰的MaichealTong教授介绍了左心室辅助装置在心衰外科治疗的角色演变。
左心室辅助装置的发展经历启蒙（-）、探索（-）、发展（-）和成熟应用（-目前）四个阶段。
目前国际上主流心室辅助装置的应用类型已经由第一代搏动血流过渡到了第二代和第三代平流，其中以HeartWare和HeartMateIII为代表的磁悬浮心室辅助装置已成为主流，2年生存率达到85%，显著高于药物治疗，且正接近心脏移植的效果，未来随着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左心室辅助装置应用场景更加广泛。
医院的凤玮教授介绍就缺血性心衰的外科干预时机和决策介绍了阜外经验。
心肌存活与术后功能恢复有关10%~20%、大左心室容积是功能恢复差的不良因素、较厚的左心室壁与术后心功能恢复有一定关联，但远期结果关联伤缺乏证据。术前胸痛症状明显预示存在存活心肌，靶血管条件是选择单纯搭桥手术的的重要参考指标。
最后他总结缺血性心肌病患者选择单纯搭桥、是否同期植入左心室辅助装置或者心脏移植的优缺点和手术时机。
来自医院的沈振亚教授介绍了“干细胞治疗心衰：种子细胞的选择与进展”。
治疗心衰的干细胞已经经历第一代、第二代和第三代，第一代MSCS存在静脉注射效果不稳定的特点，第二代ESCS具有心肌替代治疗的潜力，但存在致瘤性、免疫原性、伦理问题和低诱导效率和基因不稳定性的特点。而iPSCs具有表观遗传记忆的特点，是未来治疗心衰的理想种子细胞。
华中医院心外科的董念国教授介绍了关于婴儿心脏移植的体会。
武汉协和婴幼儿心脏均为大供心，评估通过测量供受体心影径线长度在70%以内符合。外科技术包括供体心脏最大限度剪除，打开双侧胸膜腔，包括延迟关胸。对合并复杂先心病的婴幼儿心脏移植仍是面临巨大挑战，例如肺静脉异位引流、心房和主动脉位置异常等。
董念国教授还介绍1例全国最小年龄婴幼儿心脏移植经验。
医院的刘盛教授报告了“危重状态患者的心脏移植：从指南到实践”。
成人心脏分配系统的修订是为了更好地对候选人进行分层，将心脏分配给最紧急及获益最大的候选者。紧急状态的分层使临床上最紧急的患者能够接受移植，平均等待时间更短，降低候补名单的死亡率。
新的心脏分配*策改变了等待移植患者的管理策略，越来越多的患者使用临时机械辅助桥接心脏移植。
随着越来越多的机械辅助在心脏移植过渡期的运用，等待移植病例的复杂性也在增加，关于紧急状态供体心脏分配及受体筛选的问题值得深思。
展望未来，在等待心脏移植的过程中，可能需要更多关于患者特征的数据，以便更好地了解患者风险，更好地进行供体心脏分配，把供体心脏分配给最急迫的患者和从移植中受益最多的患者。
目前国际上运用LVAD桥接移植已较为成熟和广泛，且证据表明其预后不亚于无辅助的患者，对于晚期心衰患者，左心辅助治疗是我国未来的发展方向
来自医院的吴敏教授介绍了“非常规心脏移植经验探索”。
吴教授首先回顾了ABO血型不相容婴幼儿移植生存背景，报道了国内首例ABO血型不相容心脏移植，移植早期排斥发生率和长期存活率无显著差异。并报道了供受体体重比达7.5倍的1例成功婴幼儿心脏移植手术和术后管理经验。最后介绍合并终末期心衰的主动脉夹层可考虑心脏移植+升主动脉+全弓置换+支架植入治疗的经验。总结未来需要对非常规心脏移植长期随访数据。
最后是来医院的陈鑫教授介绍“百例心脏移植的经验与教训”。其中经验：全心衰和全身浮肿要慎重，静息时PVR6woods应慎重，术前对肺动脉高压的可逆性评价至关重要，注重对肺动脉高压以及心脏以外器官功能的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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